1906年，清政府正式宣布“预备立宪”。随着立宪活动的日渐深入，各地立宪派纷纷上书股票免费配资，要求速开国会，国会请愿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。这时，一大批中层京官越来越难以置身事外。其中，有“中国宪法第一人”之称的汪荣宝的行为十分值得玩味，从冷眼旁观，到热情推动，再到参与消解运动，他的“善变”，暗含着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失败的深层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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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从冷眼旁观到热切关注
1895年，甲午战争结束，小日本战胜了庞大的清朝。
1905年，日俄战争结束，小日本战胜了强大的俄国。
十年间，两场战争的结果，深深地刺激着、刺痛了国人。人们纷纷认识到，立宪制的日本，总是能战胜专制的国家，所以，大清要恢复昔日的王者荣耀，就得学习宪政。清政府于是派遣载泽、端方、戴鸿慈、尚其亨、李盛铎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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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后，五大臣回国汇报考察情况，认为立宪的好处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口味：皇位永固！外患渐轻！内乱可靡！
1906年9月1日，慈禧正式颁布预备立宪诏书。两年后，即1908年8月27日，清廷公布了《钦定逐年筹备事宜清单》，规定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。第二年，除新疆以外，各省咨议局也都组织起来。
反正立宪活动是如火如荼地搞起来了。
但是，9年的预备期实在太长了，眼下民族危日益加深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新士绅阶层迫切要求确立立宪政体，而不仅仅是预备。
1909年，袁世凯的老师、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牵头，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。12月底，各省代表陆续抵达上海，商议请愿速开国会。1910年1月，各省请愿代表团到北京后，向都察院呈递了请愿书，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由此发端。由于清廷的反对，这次请愿运动以失败告终。
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者：张謇
此时，在宪政编查馆任职的汪荣宝，正潜心于编纂中国未来第一部正式宪法和各类法典。这个时候，有几个人找上门来，希望他能为“速开国会”一事居中联络。
这几个人正是雷奋、孟昭堂等，他们是江苏谘议局代表。而江苏谘议局在这次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积极。受到地缘、学缘因素的影响，汪荣宝跟与他们的联系比较密切。汪荣宝本来对速开国会运动不太关心，他跟当时广大的中层京官群体一样，属于“缓进派”。但事情的深入发展使得他逐渐对速开国会一事密切关注起来。
1911年在拙政园成立江苏省议会
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和第二次请愿运动都失败了，但全国要求速开国会的热情却被点燃了，各省代表决定发起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。
第三次请愿动静特别大。一是请愿代表范围继续扩大，各府、厅、州、县都派代表1—2人到京，近省100人以上，远省50人以上；二是各省征集至少上百万的签名；三是交叉请愿，代表团向资政院请愿，各省谘议局及各团体向资政院请愿，然后再向各省督抚请愿。这次请愿活动还得到了地方实力派、海外华侨华人等的响应，总之规模空前。
清末北京城
各省代表齐聚京城，京师震动，国会请愿运动达到了高潮！
作为资政院议员，汪荣宝积极推动此事。1910年9月23日，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如期召开，讨论陈请速开国会议案。这次讨论，整个资政院没有一个人反对。汪荣宝非常激动，带头高呼：
大清帝国万岁！
大清帝国皇帝陛下万岁！
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！
在此次会议中，汪荣宝还力主将陈请速开国会案作为资政院具奏案。“具奏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要在呈递的这份“请速开国会具奏案”中加入资政院自己的意思，而不像“代奏”那样直接原封不动地转奏。因此，这份具奏案的起草就需要费一番心思，内容和措辞既得如实反映国会请愿代表的要求，又要考虑朝廷的接受能力。
汪荣宝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他曾经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过 政法，充分发挥自身的政法知识，在奏稿中阐明两院制国会有助于增加决策的科学性、可行性、维持政局稳定的意义，阐明了召开国会的法理依据。汪荣宝参与修订的奏稿得到了全体议员的一致赞成。
当时几位有名的宪政人才：左二为汪荣宝
运动期间，为了减少朝廷内部对“速开国会”的阻力，汪荣宝利用其在京任职的条件，多次拜访朝局中颇有影响力的“宗室集团”重要人物，如军机大臣毓朗、资政院总裁溥伦等。
然而，汪荣宝频繁在亲贵之间走动，引起了一些不明真相的议员的质疑，一度把汪荣宝推上了热搜。当时的报纸刊发了《异哉，汪荣宝以一人而具两副之面貌》，指责汪荣宝首鼠两端，一方面在资政院议员面前表现出支持速开国会谋取声望，另一方面又暗通亲贵，诋毁阻挠国会请愿运动。汪荣宝身陷舆论的漩涡。
资政院会址照片
谣言顿炽，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？
这个“鬼”就是时任军谘处大臣的载涛，原因嘛，无非就是宗室集团的权力斗争，汪荣宝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汪荣宝与载泽、溥伦等亲贵关系密切，而这两人因为支持立宪的开明形象，颇为舆论以及摄政王载沣推崇，载泽更是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的有力竞争人选。为了争夺权力，载涛必须打压这两个人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汪荣宝就躺枪了。
时任军谘处大臣的载涛
所幸的是，汪荣宝虽然因外界的猜忌而颇感苦恼，但仍然热情地推动速开国会。在汪荣宝的努力下，速开国会具奏案提前完成。此后，政务处开始商议召集国会期限问题，国会请愿进入了最后阶段。
政务处王大臣集议的结果并不如意。当时大多数亲贵并不支持速开国会，但又不敢公然反对，以免站到公众的对立面，所以在国会问题上属于两面派，整场会议亲贵无人作声。
会议最终达成了“请以宣统五年为召集国会之期”的说贴，与汪荣宝期望的宣统四年不同。
时任资政院总裁的溥伦
此后，汪荣宝变了。
因为溥伦告诉他，宣统五年召开国会，已经是朝廷作出的让步了，要想再提前，基本不可能，还嘱咐汪荣宝，要想办法稳定议员，别再反对朝廷的决策。此后，各省请愿速开国会代表集议代表团即行解散。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至此结束。
清末民族危机加剧，“立宪”在当时成为大多数有识之士救亡图存的希望。以汪荣宝为代表的一批中层京官，受到全国立宪、速开国会浪潮的影响，也积极参与其中，并利用自身优势推动了国会请愿运动的发展。然而，当国会、宪政和责任内阁成为亲贵集团争权夺利的砝码时，一切都不得不以朝廷内部的权力均势为转移。汪荣宝的转变无疑表现了一个进步的中层京官的无奈，国会请愿运动乃至整个大清预备立宪的失败其实也在情理之中。
参考文献
章博：《从冷眼旁观到夤夜奔走：汪荣宝参与清季国会请愿运动的历程》，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》2018年第5期。
章博：《“机构强似人”：资政院对清季国会请愿运动的推进》，《近代史学刊》2018年第2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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